4、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违宪行为存在两个重要区别。

权能规范的规范类型一般表现为禁止性规范。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16条就进一步明确了该种规范的权能规范性质，专门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①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法律行为违法等于无效的做法。（一）违反行为规范若行为人违反了法律禁止某种行为后果出现的行为规范，表明合同本身已经触及法律为构建某种秩序所需要规制的程度，该种行为将会严重损害公序良俗，此时合同应该绝对无效。(35)[苏联]玛·巴·卡列娃等：《国家与法的理论》上册，李嘉思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0-376页。根据法律的明确授权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国务院有权在行政法规中规定特别的民事内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五项规定的沿袭，尽管在内容上具有一定进步，但实质仍然是计划经济下公法优位主义的产物。

对违反权能规范而实施的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需要根据权能规范类型进行区分。四、结语公、私法领域应有明确的界限。相对于端洪的宪法学内部视角，我本人更多地从思想史和历史的双重维度催生所谓的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

如果我们拘泥于单纯的技术性准备，就可能罔顾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也不可能清晰判断出共和建国的时间属性与政治内涵。当然，随着中国宪政体制的变迁以及宪法解释权的分权化安排，狭义宪法解释学的技术性准备显然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田：您对政治宪法学的初始学术状态以及对陈老师的学术理解与评价相当中肯，我基本同意。政治宪法学并非不关注权利问题，而是认为立国在政治上更加关键，同时也构成最终的权利保护的有效前提。

我跟端洪有很深的交流，他并不拒绝宪政的日常化，但他始终在提示我们，制宪权的正当行使是日常宪政得以实现的枢纽和关键，因而构成了宪法学的知识界碑。首先，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是立法解释模式，以法官视角和司法情境为预设的狭义宪法解释学只能提供有限的知识上的支持，而发展一种立法者视角的、重视政治宪法内涵及其经由宪法政治原则之规范生成的立法论的解释学似乎更具有知识供给上的合理性。

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比如林来梵教授将中国宪法中的尊严条款解释为类似德国基本法那样的基础条款，而狭义宪法解释学则以更加忠实于文本的态度将之标定为独立条款。这种将政治宪法学边缘化或干脆开除学籍的做法确实存在可商榷之处。可是这种拉班德式的国家法实证主义实在不是很高明，基尔克就专门做过批评，认为这种方法将视野收缩到非政治和非历史的法之上将造成法律概念的空洞化，为隐蔽的决断主义打开方便之门。这里有个历史时间挤压的问题。

政治宪法学的最终关怀首先在于解决中国自身的根本政治问题。说到青年学生的接受性，这可能与中国的法学教育有关。我所谓的政治宪法学就是要从类似于西方的早期现代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结构中析出，因而是一种时间化的宪制发生学。所谓的转型宪法学不应只是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的两极跳跃，而应在学术上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象加以处理，我觉得在这个特定的政治时间里，非常政治已经因为制宪的完成而结束，但宪法上的常态建制又尚未成为一种生活事实，故属于一种转型时间。

一项原则的生存意义更是不自觉地体现出政治宪法学的面向。我觉得1840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对于立国之道进行了持久而悲壮的探索，总体而言并不十分成功，我们要承继此种历史责任。

很自然的，我是从思想史来关怀政治宪法学的。您怎么看？ 高：这种二分法只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并不可能与现实的政治社会的性质完全对应或吻合。

这与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甚至自由主义史观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这几年自己也确实算是勤奋而努力。就宪法学现象而言，中国近现代过程中相继出现了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这种误解无疑会对宪法实践之有效展开造成负面影响。19世纪，政治宪法学伴随法学实证主义而日益成为一种纯粹规范主义的宪法学。高全喜（以下简称高）：端洪因为另有要事暂时不能参与讨论，但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学术共识以及他本人对于政治宪法学发展的责任应该会得到延续。

不过，乐趣与意义也在其中，多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理论视角，可能看山就不是山了，不过总体感觉还是在赶路，没有一个确定的终点。不过内心中也不十分孤独，我还是相信知识本身带来的力量和快乐。

高：如此而言，似乎所谓的政治宪法学、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都在适应现实挑战的过程中在积极修正各自原初的理论纯粹性，比如政治宪法学也有规范诉求，规范宪法学也不是价值中立和纯粹实证主义的，而宪法解释学甚至通过解释的过度扩张而部分消解了自身的纯粹法学属性和文本形式主义。前面的诸多阐释已经能够基本撇清我们的政治宪法学与所谓的阶级论法学的规范性差异，这里不多展开。

关于你对宪法解释学的这一番解剖，似乎说到了不同的宪法解释学。我个人也认为《共同纲领》在当时是一部充满共和宪法精神的宪法文件，可惜未能在它的基础上生成一个规范的现代共和国。

政治宪法学为何以及何为，显然难以通过这样的两三个小时的对话予以完整而全面的澄清。可以这样来看，以制宪权为中心的非常政治时期的政治宪法学肯定属于政治宪法学的范围，甚至是相对其它宪法学分支的一个独特的范围，但日常政治中也存在政治宪法学的需求，尤其是已经完成制宪的转型宪法国家。政党国家是适应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产物，如何向现代民主宪政和平转型成为革命胜利之后最大的宪法问题。田：对您的问题意识，我还想做些补充。

不过很多人质疑政治宪法学，可能是基于两点误解或隔膜，一是学科化的话语阻隔与解释力局限，二是对政治本身的不健全的理解。秋风近年来以张君劢为中心的立国之道的研究揭示了民国宪政的诸多被遮蔽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发掘和运用对于面向祖国统一大业的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伟大综合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李文在方法上主要借助了事实-价值二分的哲学方法，并分别批评政治宪法学过分关注事实，而规范宪法学则过分关注规范甚至是超实证的规范。第一共和最终导向了孙中山开启的政党国家。

但政治宪法学的学术价值最终还是获得了法学家的认可，首先是愿意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承认，其次是陈老师的那本《宪治与主权》在2010年荣获了钱端升法学成果奖一等奖，这很不容易。田：对，如何证成是个大问题，也是政治宪法学最终与一般社会科学相区分的关键所在，或者是政治宪法学仍然属于宪法学的理论根据所在。

田：政治宪法学目前确实是处于巩固问题意识、寻找与整合理论资源以及在对话甚至挑战中完成初步学术建构的过程之中，但其学术旨趣确实是制度性的，致力于发现中国宪法的真实规则并通过中国宪法的政治原则加以严格的规范证成。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学逐步摆脱了文革时代的阶级论式的宪法学范式，开始建构自身的宪法教义学，尤其是宪法解释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批评者所秉持的主要是一种宪制成熟之后的日常宪法学的庸常的眼光，我所谓的发生学对应的是宪制创生的特定时期，属于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的过渡阶段。我这几天在思虑一个问题，即政治宪法学与解释学到底是何种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连绵不断的中华民族宪法统一的过程，我觉得依据单一文本（规范）的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根本无法承载。我大致认为现在存在三种宪法上的解释学立场：第一种是以规则解释为中心的狭义宪法解释学，这应该是一种法解释论意义上的经典化的解释学，这种进路在中国由于缺乏案例支撑和技术上的精细锤炼，尚不成熟。

激进主义的路线在整个20世纪通过国共两党政治文化精英的发扬，对中国之文化与政治产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影响巨大。从这一点看，政治宪法学之用武之地似乎局限于非常政治

虽然如此，仅仅是推测行政机关有这样的倾向并不能破坏行政机关提交证据的充分性。即使在不得不进行秘密审查时，法院又设计出了改良的秘密审查程序，使得行政机关仍然承担初次证明的责任。